当人们站在19世纪的影子上眺望二十世纪的未来时，大家都认为科学的进步、理性的发扬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和平的共识，足以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击碎了这种理性的美梦。沉重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回到所以困惑的起点并重新定义自身的观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地掌握自身的观念？知识的进步是否真的对于人类的境遇有所改善？
心智活动可以反映外在发生的事。19世纪末以来，外部世界的加速变化对思维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某些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另一些人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恐惧，到处都充满困惑和迷茫。在衡量变化时，我们过去常常以万年、千年、世纪或世代为单位。到了现在，连一个星期都很漫长，此外并非只在政治上如此（据说此话出自哈罗德·威尔逊），而是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是如此。以失控的速度发生的变化，使过去似乎更难以追踪，未来更不可预测，现在则难以理解。不确定性令人心绪不宁。选民们在绝望中寄希望于在推特上大放厥词的煽动者，狡猾的政客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抛出圆滑而简化的安慰剂。
想要了解为应对这样的局面而产生的观念，就必须要了解变化的大背景。首先来看一下全球消费，这是在不久以前的过去最能体现变化加速的领域。在20世纪，它增至将近20倍。与此同时，人口仅增长至4倍。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消费失控地猛增，这也许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应停下来反思以下事实：人均消费的增加，而不是人口的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造成人为环境压力的原因。疯狂消费主要是富人的错。最近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穷人群体。与此同时，生产不可避免地随着消费而增长；富有的消费者可使用的产品范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成倍扩增，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医疗服务和补救措施，以及金融和商业工具方面。世界人口的增长重新引发了马尔萨斯式的忧虑，并不时在一些国家促使实施干预性的人口控制方案。但是，人数（特别是穷人的数量）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放弃一些贪欲，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不太费力就可以利用各种医疗技术手段延续生命和对抗死亡，寿命在20世纪被空前地延长。（我们不应该期望这种延长会持续下去，更不要说期待寿命进一步延长了：20世纪战争的幸存者在逆境中变得更加坚强，他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就没那么有韧劲了。）与大多数延长的体验不同，寿命的延长似乎不会放慢速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变得越来越看不清，就像树篱在高速列车窗外变得一片模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科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航海家们挣扎着适应的陌生世界与他们自己的时代相去甚远，因此其风俗习惯也与他们熟悉的相去甚远。到我头发花白时，BBC播出的一个英雄片，其背景不过是40年前而已。对于21世纪初的年轻观众来说，20世纪70年代被描绘成一个几乎难以忍受的原始时代，竟然没有家用电脑、家用游戏机和手机等显然不可或缺的设备。这个节目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穿越时空的旅行者。现在，每个人都像瑞普·凡·温克尔，不过我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就能体验到他的经历。我们几乎每天醒来都会发现，人们的举止、时尚、态度、环境、价值观，甚至道德观都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
在动荡的世界里，因不稳定而受到影响的人正在遭受“未来的冲击”。恐惧、困惑和怨恨侵蚀了他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对未来的信心。当人们感受到变化的威胁时，他们会伸手去抓熟悉的事物，就像一个孩子紧紧抓住奶嘴。人们在不理解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时，就会变得惊慌失措。最好的例子是年夏天法国的农村，当时农民们在大恐慌下，高举着草叉和火把攻击那些被怀疑囤积粮食的人。当今时代，类似的做法是将仇恨转向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或者抓住宗教狂热或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的虚妄慰藉。此时，知识分子们则在“后现代”策略中寻求庇护：冷漠，道德失范，道德相对主义和科学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对一切不以为意。
本章好像一个开拓的探险家在不确定的海洋中航行。首先要来研究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或补充的思想，这些思想削弱了传统的确定性。然后，我们将转向20世纪的哲学和观点，它们反映了新出现的犹豫不决，或是代表了一种探索，尝试为被遗弃的、边缘化的过去世界观找到（易变但耐久的）替代者。它们就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伴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西方思想越来越受到来自亚洲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会考察不死守某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最后在本章结束时回顾一些基本没有成功但仍未彻底消失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目标是重新确立教条，并恢复原有的自信，伴随这种尝试的是令人惊讶的两位同伴：科学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
不确定的世界：二战前后
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每一种可测量的变化都跳出了表格图纸。当时的人们注意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学生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研究图腾，担心机器人的出现，他认为文化变革会在平静阶段之间的涌动中“突然发生”，有点像斯蒂芬·杰·古尔德就进化过程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那样。博厄斯本人指出：
克里姆特作品，《吻》。
“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基础确实松动了，其他时代认为这些基础是牢固的。”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学生罗伯特·洛伊（RobertLowie）假设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也就是在“极其缓慢的成长”之后，文化会“飞速前进，不停加快”。到年，用《纽约时报》的风格来说，“动荡的精神”已经“入侵了科学”。
进一步的矛盾堆积于量子世界。科学家在观察电子时注意到，亚原子粒子会以其动量不允许的方式在不同位置之间移动，其实际速度明显不同于计算的速度，最终到达的也是它们按说不可能到达的位置。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德国同事维尔纳·海森伯在紧张的合作中共同定义了这一现象：“不确定性”或“测不准”。他们展开的辩论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思考这一点的科学家们意识到，由于宏观物体的世界与亚原子的世界是连续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两个领域的实验都失效。观察者也是所有实验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观察结果都不客观。科学家们回到了他们的前辈炼金术士的水平，后者在群星摇摆不定的影响下进行复杂到不切实际的蒸馏，而他们永远无法重复相同的实验条件，因此也永远无法预见实验的结果。
当科学家们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时，他们鼓舞了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也如此行动。人文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对科学充满期待，因为科学得到了更多的